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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方的基本态度是希望与中国签署协议。过去一年里中美开展了贸易战的较量，也举行了七轮高级别谈判，两国彼此会坚持什么，能妥协什么，基本互相摸清了，能在最后时刻对协议做出重大改变不是一个现实的期望。特朗普政府近来发出了各种可以被媒体用来放大的表态，它们大体受两个动机的驱动：一是要鼓舞美国股市，二是与鼓吹美国在对华谈判中“输了”的指责声周旋，强调白宫即将拿到的是好协议，防止政治上丢分。

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较强探索性和挑战性，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、影响广泛、社会关注度高。中央企业要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，积极稳妥统筹推进，鼓励探索、勇于实践，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，宽容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。要坚持依法合规操作，注重发挥内外部监督合力，做到规则公开、过程公开、结果公开，防止暗箱操作、低价贱卖、利益输送、化公为私、逃废债务，杜绝国有资产流失。要及时跟踪改革进展，评估改革成效，推广改革经验，加快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。

近年来，中国对德国的投资增长迅猛，在2010年时，中资对德并购额还仅为10亿欧元。据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今年初的报告，2017年中资在德并购金额同比上升9%，达到122亿欧元，再创历史新高。然而，近年来德国政界的保护主义情绪也日渐滋生。2016年美的集团成功收购了德国最大工业机器人制造公司库卡（Kuka），引起了德国各界巨大震荡。2017年7月德国政府曾修订《对外贸易条例》，收紧了针对外资的并购政策，把审查期限从两个月调整到四个月。

中国科学的大师级的人物，会在他们当中出现吗？“‘大师’并非每年都有，我们也不是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。”席南华说：“但国科大有能力也有信心培养出世界级的杰出人才。总体来看，2018届本科生基本达到了我们的设想，他们很好，当然我们希望他们更好。”

随着民调在选举中的频繁使用，岛内各色民调机构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冒出。究其原因，就是“有钱赚”。打比方说，一位候选人做一次民调要花15到18万元（新台币，下同），如果他能顺利出线，到选举结束前还会多次做民调。而台湾有20多位地方县市首长，900多位县市议员，100多位“立委”，相对应的候选人还要乘以3到5倍。整个算下来，这些候选人做民调就需要花数亿元的经费。蛋糕这么大，大家为什么不从中分一块呢？

这一方面说明，当前信用扩张已经出现了边际改善，需要货币政策持续发力，不要见好就收。另一方面，则说明整个社会信用还处于收缩状态，除了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目前状态外，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。因为银行之所以不愿以放贷给中小微企业，是担心他们盈利能力和杠杆率，但盈利能力依靠需求，当前的产能过剩，我认为更多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因素，而非绝对意义上的供给过剩。正如我之前研究发现的，我国至少有10亿居民用户没有坐过飞机，大约有6亿多居民家庭没有用上抽水式坐便器——并非没有需求，而是有效需求不足。